施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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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坚雅(G.WilliamSkinner,1925-2008),1925年2月14日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1954年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助教、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副教授、教授,1965年起任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1990年起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1950年至1951年到中国四川考察,1977年考察中国城市市场。1980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83年至1984年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1987年至1989年任斯坦福大学巴巴拉·布朗宁人文科学教授。作品中译本有《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并发表大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科学研究、农村和农民、人口、民族、海外华人的论文。
2008年10月26日因病逝世,享年83岁。
中文名
施坚雅
外文名
G.WilliamSkinner
国    籍
美国
出生日期
1925
逝世日期
2008
施坚雅模式
学术界所谓的施坚雅模式,是指由施坚雅发明的,用以解剖中国区域社会结
施坚雅 施坚雅
构与变迁的分析模式。一般认为,该模式包括了农村市场结构与宏观区域理论两部分,前者用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后者用以分析中国城市化问题。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由三篇论文组成,始发于1964年,后来结集为一本薄薄的小书。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该书提出的理想模式在现实中也许已经为现代化的市场形式所打破,但是,那些天才的假设、扎实的统计,以及自信的叙述方式,不仅在今天,即使在将来,也依然能让全世界的中国学家们惊为天书。
施坚雅模式虽然建立于1948年以前的传统中国社会,但是,这一模式即使在1949年之后,也依然适用。施坚雅认为,过去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几乎都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自然村落,这一观点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区域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施坚雅要论证的是,农民的社会交往区域,其边界不是他所居住的村庄,而是他周期性赴会的农村集市。“身穿长袍的地主可能只对他喜欢的几个人点头招呼,但他认识在赶集的路上遇见的所有人,并且在他脑子里,似乎装有每个人的完整档案。”
在每一个农村的基层市场,“无论是接生婆、裁缝,还是雇工,大部分都能在体系内找到”,这意味着每个农村集市所覆盖的区域,结成了一个稳定的关系网络。农民常常在市场社区内缔结姻亲关系、在市场社区内组织各种互助会,他们对体系外的家庭缺乏了解,害怕与体系外的家庭发生人事和经济关系。基层市场所覆盖的区域,就是他们的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
联结各基层市场与中间市场之间物资流通和信息流通的,正是那些按照错开的集期,依次游走于各基层市场的小商小贩,他们把中间市场的物资带到各基层市场,又把各基层市场的产品交换到中间市场,他们既是商人,也是信息传递者。
正六边形模型
那么,我们如何计算基层市场的覆盖范围?又如何计算基层市场与中间市场的比例关系?
施坚雅引入了市场区域的正六边形模式。这一模式基于一种完全同质的假设,也就是说,施坚雅必须首先假定所有的市场背景和条件都是均等的,它们处于同一纬度、地处平原地带、没有江河阻隔、各种资源平均分布、所有的村庄均匀地散落在这片区域,这样,从几何学上看,要做到市场区域之间的无缝连接,每一个基层市场的覆盖区域就只有三种选择:正三角形、正方形和正六边形。而基于任一市场与周边市场之间的等距离原则,就只有正六边形一种选择。换一种表述:每一个标准的市场区域本该都是圆形的,但是,当大量的圆形互相挤压之后,相互挤压的整体就成了蜂窝状。
基于同样的均匀分割原则,每个正六边形必须包含相同整数的村庄,这样,从几何分割上看,就只有6个、18个和36个等有限的分割方法。施坚雅计算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全广东省的村庄数与市场数之比,发现这一比例是19.6,由此证明了“十八村庄一市场”模式在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性。施坚雅使用这一模型来分析四川、浙江等地的农村社会,发现大部分市场刚好都覆盖了17至21个自然村落,理论与实际达到了惊人的吻合。
施坚雅利用六边形模型进一步推断,地处有利位置的一个基层市场有可能升格为中间市场,中间市场不仅覆盖了原有基层市场的地盘,它还覆盖了相邻的六个基层市场的部分地盘,六个基层市场或者处于中间市场六边形的六个角上(模型A),或者处于六条边的中点上(模型B),无论哪种模型,中间市场的集期都必须与周围基层市场的集期全部错开。
这是非常神奇的。我们知道,施坚雅所假设的“同质”农村社会,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不存在的假设,施坚雅发现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并由此出发,生产了一系列工具性的市场模型,用它们解释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村落增长与市场变化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
尽管对于施坚雅模式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但这丝毫不妨碍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各路研究者们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分析工具进入各自领域的相关研究。
借助施坚雅模式,许多原本难以下手的问题都会变得迎刃而解。比如,我们可以试着解答这样一个简单而有趣的问题:一条“新闻”是如何在传统农村社会得以传播的?
假设某一村庄所处的基层市场的集期是3-6-9,中间市场的集期是2-5-8,中心市场的集期是1-4-7,那么,初二发生在这个村庄的新闻,并不会在当天传播出去,必须等到初三集期,才能在基层市场得以散布;那些游走于基层市场与中间市场之间的小商贩,虽然在初三当天就回到了中间市场的家里,可是,要在中间市场广泛散布这条新闻,必须等到初五集期;新闻要从中间市场到达中心市场,则必须等到初七才有机会;接着,新闻将从中心市场批发到其他各中间市场,这又必须视乎各中间市场的集期而定。施坚雅模式告诉我们,新闻的传播速度与村落之间的距离远近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与各自所依附的市场及其集期相关联。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难道就没有不在集市传播的消息吗?比如,王麻子先生初二当天就去中间市场走亲戚了,他不能直接把这条新闻告诉城里人吗?我们的回答是,当然可以,但是,这种个别的、小范围的传播通常情况下并不能构成传播事件,只有排除了那些特殊的、偶发的行为,讨论才有可能得以继续。而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前提,正是排除了所有特殊和偶然的均质状态。
理想化的参照系
许多汉学研究者认为,施坚雅模式是一种理想化模式,它与中国的社会实际存在很大差距,对历史的解释能力也非常有限,有学者甚至认为,施坚雅模式“可能是一种非常高雅的理论,并提供了一种跨文化的可比性,但是,同中国村民自身对其生活的世界的看法常常毫无关系”(彭轲语)。
可是,这些学者大都不能理解,结构性的问题在限定的条件下,可能存在一些先验的模式。施坚雅并不需要中国农民来同意他的模式,他只需要说明他的模式是有效的。一个生活在大唐盛世的士大夫,他也决不会承认自己生活在封建社会。
《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曾发表一组专门讨论施坚雅模式的论文,学者们对于施坚雅模式的解读自然是见仁见智、有褒有贬。而我们知道,对于一种理论的争论乃至非议,恰恰正是这种理论富于强大生命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施坚雅模式的意义就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平台,正因为有了这个平台,许多讨论才有可能得以展开。
1968年,施坚雅的学生克里斯曼为了检验施坚雅市场模式的有效性,来到台湾彰化平原进行田野调查,结果发现,施坚雅模式与彰化的实际状况几乎完全不能吻合。按施坚雅模式,一个基层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单位,农民们总是走最便捷的途径去赶最近的集市,但是,彰化人却是根据祖籍地的区分参加不同的市场。于是,克里斯曼对施坚雅提出了批评,同时强调文化差异对市场空间分布的决定性影响。台湾市场与大陆市场的结构性差异,促使台湾学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着手祭祀圈的研究,施振民提出了一个祭祀圈与聚落发展模式,即“祭祀圈是以主神为经而以宗教活动为纬建立在地域组织上的模式”,很好地解释了台湾的祭祀组织在阶层性聚落中的联结作用。
许多学者利用这样的案例来否定施坚雅模式的有效性,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案例恰恰说明了施坚雅模式的存在价值。我们知道,学术研究就是一种不断得到修正和精细化的认识过程,施坚雅模式所取的,恰恰是处于各种不同模式中间的那个最理想化,也是最有解释效力的平均模式,正因为有了施坚雅模式,我们才有了一个坐标和参照系,各种千奇百怪的模式才能够在这个理想化的参照系中找到自己的准确坐标,我们的各种讨论才有了一个据以前行的起跑线。换句话说,施坚雅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批判”和“否定”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甲地的市场模式和乙地的市场模式就找不到对话的平台,许多问题甚至不可能浮现出来。
未曾“现代”过,拿什么来“后”?
二十世纪中期开始,西方文化领域开始风行“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所谓“后”,也即否定之否定中的“否定”,意为“反”、“超越”、“解构”。之所以需要“后现代”,是因为他们已经“现代”过了,而且亟须解决“现代”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困惑。这股风潮自九十年代吹入中国,立即风靡学界。
可是,我们的许多学者始终不能明白,我们又未曾“现代”过,我们拿什么来“后”呢?“后”是很容易的。甭说施坚雅模式,任何理论模式都有他的不适应处,我们只要捡起一根稗草,就能否定一亩良田,可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稗草,它能说明什么呢?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几乎就没有提出过什么有效的理论命题或理论模式,别人提出一个模式,我们就去“后”他一下,于是,别人总在收获良田,而我们总在收集稗草。
施坚雅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区域社会的分析模式,更在于提醒我们,“后”虽然是必要的,但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学术界来说,“现代”也许更重要。我们只有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学术体系,谈论后现代才会更有意义。[1]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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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